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是鲁隐公四年（公元前719年），卫国公子州吁（前人亦称“卫州吁”）联合宋、陈、蔡三国伐郑。此说由《毛诗序》首倡：“《击鼓》，怨州吁也。”“卫州吁用兵暴乱，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，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。”郑笺以《左传·隐公四年》州吁伐郑之事实之。鲁隐公四年（公元前719年）夏，卫联合陈、宋、蔡共同伐郑。许政伯认为是指同年秋，卫国再度伐郑，抢了郑国的庄稼。这两次战争间有兵士在陈、宋戍守（《诗探》）。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提出的“鲁宣公十二年（公元前597年），卫穆公出兵救陈”说：“此乃卫穆公北清北之盟，求陈为宋所伐，平陈、宋之难，数兴军旅，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。”姚际恒以为《毛诗序》所说“与经不合者六”，此实乃《春秋·宣公十二年》“宋师伐陈，卫人救陈”而被晋所伐之事。清代学者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认为是“戍卒思归不得之诗也”。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。不管是哪种背景，可以肯定的是：此诗反映了一个久戍不归的征夫的怨恨和思念。▲
击鼓其镗，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，我独南行。
从孙子仲，平陈与宋。不我以归，忧心有忡。
爰居爰处？爰丧其马？于以求之？于林之下。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